中新网浙江新闻7月8日电（张煜欢）四年前，他是躺在ICU里、体重仅剩78斤、被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的重症胰腺炎患者；四年后，他完成10公里慢跑、登顶海拔近千米的山峰、重返管理岗位并在企业民意测评中排名第一。

　　他叫黄凯杰，一名“90后”厨师长。他用四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被救助者”到“社会贡献者”的艰难蜕变。

黄凯杰跑步记录。受访者供图

　　2021年11月，在浙江金华工作的黄凯杰因腹痛难忍就医，被确诊为急性胰腺炎，病情迅速发展为重症胰腺炎。他被转诊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时，已是“重症急性胰腺炎合并严重的腹腔感染和腹腔出血，多脏器衰竭”，气管切开、呼吸机支持。

　　邵逸夫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李曼回忆当时的情景，用了四个字——“触目惊心”。

　　急性胰腺炎起病急、变化快，最短24小时内就能发展到重症胰腺炎，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的患者死亡率高达20%至30%。而黄凯杰所面临的，是主治医疗团队给出的83.97%死亡概率评估。

　　在ICU的半年里，他深度昏迷整整四个月，27种临床常用抗生素全面耐药，全身累计输血38220毫升——相当于全身血液换了七遍。2022年大年初一，他在深度昏迷两个多月后第一次短暂苏醒，窗外烟花声隐约传来，护士轻声说：“今天过年了。”他想抬手给家人报平安，却发现连一支笔都握不住。

　　2022年3月，家里积蓄彻底耗尽。基本医保35万额度用尽，大病保险25万额度也已见底，家里只剩最后5万块钱——仅够维持一周的治疗。彼时黄凯杰已昏迷三个多月，姐姐走投无路，拨通了12345政务服务热线。

　　就是这通电话，衔接起一场跨越三座城市、覆盖五个层级的生命接力。从县级政务响应、市级政策衔接，到省级部门统筹，再到两级医院接力救治，各环节环环相扣。黄凯杰至今感念基层工作人员的善意——“他们没有权限突破政策边界，却主动为我们指明了国家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的申请渠道。正是这一句指引，为我续上了生的可能。”

　　医保参保地、工作地、救治地分属三座不同城市，五个层级的政务部门与医疗机构没有推诿、没有拖延，合力托住了一个普通人的生命。黄凯杰粗略估计，这场大病前后花费至少70万元，医保报销和各种救助政策大大减轻了负担。

　　2022年5月，昏迷四个月后，黄凯杰终于清醒，转出ICU。彼时他体重仅78斤，肌肉萎缩到站都站不稳，需要两个人架着才能挪动脚步。

　　出院后的康复比他预想的更漫长。他用了近一年时间，从被搀扶着站立，到扶着床沿慢慢走动，再到甩掉辅助工具自己走直线。与此同时，他又断断续续做了20多次手术——肠瘘、造口回纳、胆管狭窄、假性囊肿、放取支架……最后一次治疗是2025年9月，医生为他取出胰腺与胃部连接处的三个支架。

　　“每天都很崩溃，想走走不动，要重新学走路。”说起那段日子，黄凯杰忍不住落泪。但他不断给自己打气：“我这条命是大家帮忙救回来的，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2024年9月，他带着胰腺假性囊肿，一口气跑完了10.72公里，还登上了家乡海拔近千米的山，3490级台阶，一个小时走完。

　　“别人跑步是为了健身，我跑步是为了拿到一张‘复工资格证’。”他说，“我没办法空口跟企业说‘我好了’，只能用最直白的方式证明——我能跑、我能扛、我能干活。”

　　如今，黄凯杰已重返岗位。今年6月，他所在的餐饮企业进行民意测评，覆盖业务能力、责任心、执行力、团队协作等多个维度，他的综合总分排名全公司第一。

　　但他也坦言，重症康复者重返职场仍面临现实困难——“用人单位担心重症病史会不会影响工作状态，万一复发企业要承担相应风险。”他认为，这并非企业的问题，而是国内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重症康复复工健康评估标准，企业缺少权威参考依据。

　　“全国有很多和我一样的重症康复者，都渴望靠自己的双手重返社会。如果能有一套科学统一的评估体系，既能帮企业打消顾虑，也能给康复者一个公平的就业机会。”

　　2024年除夕，因身体原因需要再次接受手术的黄凯杰，赶到邵逸夫医院前做了十几个菜带到医院，和值班医护人员在护士站吃了顿年夜饭。他说：“我想让他们知道，他们救回来的不是一个冰冷的病例编号，而是一个知冷知热的人。”

　　在浙大邵逸夫医院，重症胰腺炎的死亡率已从过去的20%—30%降至3%—5%，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黄凯杰是这份医学进步的见证者，更是国家医疗保障体系“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亲身经历者。

　　黄凯杰至今坚持参与公益捐助，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激励更多身处绝境的人。他说：“一个从ICU里走出来、昏迷了四个月的人，也可以好好活着，也可以帮助别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