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浙江新闻9月16日电(记者 王逸飞)近日,第二届中国—巴西森林与自然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来自中国、巴西以及国际组织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和青年代表围绕森林与自然保护领域的科学基础、金融机制、政策实施和青年参与展开深入交流,探索将生态治理理念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合作方案。
本次研讨会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马孙环境研究所和中国计量大学共同主办,设置金融、科学和政策与实施三个专题模块并设置多场专题讨论,聚焦如何推动科研成果、政策工具、金融机制和地方实践形成有效衔接,探讨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政策和项目合作。

研讨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森林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治理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但全球自然融资仍面临资金不足、投资周期长、私人资本参与不足等挑战。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司自然与市场化解决方案处处长加布里埃尔·拉巴特表示,面对全球气候风险,需要探索更多元化的森林融资工具,包括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导致排放的REDD+机制、可持续价值链融资、债务重组等。他指出,各类金融工具并非相互替代,而应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特点进行组合应用,同时完善制度框架和风险分担机制,推动资金真正进入森林保护领域。
从融资工具设计到资金规模化应用,与会专家进一步讨论了如何让金融机制真正服务生态保护实践。
世界银行中国—世界银行集团生态系统与转型全球中心主任安德烈·阿基诺认为,推动自然保护不能仅依靠资金投入,更需要推动有效解决方案规模化应用。生态治理需要将生态红线等规划工具、生态补偿和碳市场等金融工具,以及公共财政投入结合起来,同时通过机制创新撬动更多私营资本参与。
生态环境部生态司原一级巡视员刘宁介绍了中国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合作的实践。他表示,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覆盖《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绝大多数议题,包括“30×30”保护地目标,森林与自然保护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基金面向发展中国家开展支持,虽然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但定位是发挥催化作用,通过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和参与式投资,扩大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渠道。
森林保护、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是否必然存在冲突?与会专家认为,生态治理不仅需要资金支持,也需要可靠的数据和科学证据作为决策基础。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司适应与韧性处处长米雷·阿塔拉指出,全球升温突破1.5℃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目标失去意义,关键在于尽可能降低升温峰值、缩短超调持续时间,并推动全球温度最终回落。森林不仅能够储存碳,还能够通过提升生态系统韧性,维护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供给,是应对气候风险的重要“保险资产”。
亚马孙环境研究所执行总监安德烈·吉马良斯认为,森林保护不能仅依靠管控,还需要提供激励机制和发展机会,要把自然系统纳入生产系统,而不是让生产与自然相互对立。保护原生森林与生态修复同样重要,保护与修复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牺牲一方来成全另一方。
国际生态治理的难点不仅在于提出目标,更在于如何将目标转化为适应不同地区实际情况的政策工具。与会专家认为,地方实践是检验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场景,而制度化则是推动经验推广的重要路径。
中国计量大学碳中和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虞伟表示,生态治理经验不能简单复制,而需要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实际情况进行转化和适配。中巴可以围绕生态保护、可持续生计和社区参与等议题开展联合试点,通过案例研究、工具开发和效果评估,形成适应不同国情的合作方案。
亚马孙环境研究所公共政策主任加比·萨维安表示,巴中生态治理合作需要重视经验借鉴与本地适配。双方可以围绕生态红线、国土空间规划以及多层级治理等议题开展交流,探索系统性规划如何在不同治理体系中落地。她同时强调,政策实施效果需要持续监测。对于生态治理而言,不仅要开展专项监测,更要关注政策落地后的实际影响,并建设知情、积极参与的公民社会,为政策完善提供基础。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副代表乔展表示,生态治理政策从设计走向实施,需要统筹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地方实践。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与执行能力存在差异,如何完善激励机制、加强地方能力建设,是生态治理实践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本次研讨会前一天还举行了中国—巴西青年可持续发展对话,来自中国、巴西的青年代表围绕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和青年发展展开交流。
中国计量大学党委副书记、主持行政日常工作副校长戴道锌教授表示,中巴同为森林、农业、生物多样性大国,希望下一步双方强化联合科研与人员交流,从经验互鉴走向联合实践,在生态补偿、绿色金融、可持续农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公众参与等领域开展联合试点,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绿色发展路径贡献更多解决方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