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深时节，赴浙江义乌，专程前往分水塘村，探访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故里。

　　图一为分水塘村

　　村口一塘静水，清波微漾，分流出的溪流，一脉向西入浦江，一脉东去汇义乌，村名由此而来。村庄群山环抱，草木含香，白墙黛瓦错落于青峦之间，宛如一幅未干的水墨。为我们引路的，是村中朱女士，望道先生的远房侄媳。她说话不紧不慢，讲起往事像在拉家常，却字字入心。

　　穿过村巷，抵达故居。这是一栋建于1909年的浙中民居，由望道先生的父亲陈君元所建。陈家世代经营靛青染坊，亦为书香门第，重信守诺，家风开明。望道原名“明融”，兄弟之名皆与染业相关：“明鬴”为染缸，“明翮”喻染料清透如羽，皆含“诚信透明”之义。而“望道”之名，却非生而有之，而是他青年时为自己立下的誓言：望见大道，追寻真理。

　　图二陈望道在柴房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场景

　　我缓步穿过堂屋，踏入后院柴房。百年前，就在这间低矮昏暗的小屋中，一盏油灯彻夜未熄。1920年早春，山区寒气刺骨，陈望道先生以两条长凳架起门板，既作书桌，亦为床榻。他闭门谢客，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故居

　　那时陈家已在村中建起新屋，宽敞明亮，是乡里少有的气派宅院。望道先生归乡，本可安住其中，可他刚从日本归来，是全村轰动的大事，乡邻们纷纷前来探望，有道贺的、有请教的，也有单纯想见一见“洋学生”的。人来人往，不绝于门。他深知此番归来，肩负重托，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争分夺秒的使命，容不得半点分心。为求清静，他索性避开正屋，住进了屋后这间少有人至的柴房。

　　他立下规矩：谢绝一切访客，任何人不得打扰。唯有母亲每日送饭时，方可短暂进入，放下饭菜便悄然退出，也不多言。柴门一关，天地俱寂，唯毛笔轻触竹纸的沙沙声，在寒夜里断续响起。他时而凝神疾书，时而停笔沉吟，面前摊开日文与英文两种译本，逐句对照，反复推敲。一个术语，他常在两种文字间来回比勘。就这样，整整工作了两个月。

　　母亲每日送饭，一次端来粽子与红糖，他竟蘸着墨汁吞下，还连声说：“够甜，够甜的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佳话，自此流传百年。

　　朱女士站在柴房门口，望着那张简陋的“书桌”，轻声说：“我们村里老一辈都讲，那甜的，不是红糖，是心里头的滋味。”

　　陈望道故居

　　她顿了顿，目光落在那扇低矮的门上，仿佛看见百年前的身影来去：“听家里的长辈说，他心里清楚得很——这一回来，不是衣锦还乡，是带着大事回来的。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争分夺秒的使命，一点分心都容不得。”

　　那一刻，我的呼吸微微一滞。

　　原来，思想的星火，并非总在宏大的殿堂点燃。它也曾在一个山村的冬夜里，由一盏油灯守护，由一个人的孤守传递。这间柴房，不是历史的旁注，而是起点——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以完整、准确、有力的中文形态，叩响了古老中国的门扉。

　　为何是陈望道？

　　这个看似偶然的选择，背后却有着历史的必然。那时能读懂英文、日文原著的人极少，而他曾在日本系统研习文学与哲学，又在《新青年》发表多篇新思想文章，学识与立场皆受信任。戴季陶曾想自己动手翻译，试了几次都未能成篇，最终把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交到他手中，说：“这件事，还是你来吧。”这简短的托付，背后是何等的信赖与期许。

　　这个译本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影响了陈独秀、李大钊，也点燃了毛泽东心中最初的信仰之火。当那句“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第一次跃然纸上，如惊雷划破长夜，无数沉睡的心灵为之震动。它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场精神的启蒙，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播下了思想的种子。

　　《共产党宣言》译本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课”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后来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课”，在无数暗夜里，为迷途者指明方向，为求索者照亮前路。

　　而我第一次真正理解“复旦”二字，也是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秋天。

　　初入复旦，于相辉堂参加开学典礼。台上，一位面容清癯的长者，用浓重的义乌乡音缓缓道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出自古逸诗《卿云歌》。‘旦’者，晨光也；‘复旦’，便是日复一日，迎着光明前行。”他声音不高，却如钟声撞入心扉。那一刻，我尚不知这位校长，正是《共产党宣言》的首译者，更不知，他口中那“日月光华”，早已在分水塘的柴房里，被墨汁与信念点亮。

　　《共产党宣言》：“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

　　在复旦求学时，我读的第一本理论著作，便是《共产党宣言》。虽非1920年原版，却是以望道先生译本为底本修订而成。翻开书页，仿佛能看见那个伏案的身影，在寒夜里逐字推敲，在孤灯下字字如炬。读到“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心中竟涌起一种近乎神圣的共鸣——原来真理，真的可以如此亲近。

　　——那本书，第一次让我懂得，世界不是静止的、天然如此的，而是由无数人的劳动与斗争塑造的；它让我学会从表象背后看见结构，从个体命运中读出时代重量。从此，我看社会、看人生，多了一双清醒的眼睛。这双眼睛，是《共产党宣言》给我的，它不只是一本理论书，更是我世界观的起点。

　　望道先生不仅是思想的传播者，更是严谨的学者。后来，我从学校书店买的第一本书，就是《修辞学发凡》。几十年过去了，这本书如今仍静静地立在我的书架上，书脊未折，字迹未褪，只是封面朴素，纸页微黄，翻开扉页，还留着当年用钢笔写下的名字。望道先生耗时十二年写就这部著作，1932年出版，被誉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书中提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之分，前者重感染力，后者求准确性。这一区分，不仅影响了我的专业学习，更塑造了我的表达方式：在陈述事实时力求清晰，在抒发情感时追求力量。这何尝不是一种“望道”？在语言中寻找真理的尺度，在表达中践行思想的责任。

　　陈望道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首任校长

　　1952年，陈望道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首任校长。此后他执掌校政二十五载，鞠躬尽瘁。最令人动容的，是1952年正值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际，复旦新闻系面临裁撤。他两赴北京，据理力争，终在周恩来总理支持下保住了这个中国新闻教育的“活化石”。他亲题“好学力行”四字为系铭，至今仍镌刻在新闻学院的墙上，如灯塔般指引后来者。

　　从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革命者，到中国修辞学的奠基人，再到执掌复旦的一代宗师，陈望道的一生，始终在“望道”——望救国之道，望启蒙之道，望教育之道，望真理之道。

　　少年时，他翻山越岭，步行一日赴县城求学；青年时，他东渡日本，寻求救国真理。但那时家中刚建新屋，经济拮据，留学费用如“银元一簸箕一簸箕往外倒”，父亲陈君元一时难以决断，父子之间僵持良久。

　　陈望道家原有140多亩田地。他没有强求父亲支持，只是默默抄下李白《将进酒》中的两句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贴在自家墙上。又郑重向父亲承诺：“我此去求学，不为升官发财，只为寻一条救国之路。将来，绝不继承家中一分田产。”父亲读诗，听言，沉默良久，终于点头。为凑足学费，变卖了一百二十多亩田地，家中仅剩下二十亩薄田。

　　这一去，改变了他的一生。在日本，他接触进步思想，终于彻悟：救国不单在兴实业，更在改造社会。从此，他改名“望道”，立志为黑暗中国寻一条光明之路。他也为两个弟弟改名，“伸道”“致道”，兄弟三人，同望一道，共赴前程。

　　离开分水塘时，正值正午。阳光明亮，洒在村口那口分水塘上，水面泛着细碎的光，仿佛无数条微小的溪流正悄然启程，流向远方。我回望那座静立于群山中的老屋，柴房的窗棂在日光下清晰可见，那盏灯，仿佛从未熄灭。

　　“望道”者，未必已至道，但始终向光而行。他从分水塘出发，走过私塾、东瀛、上海、复旦，走过翻译、教学、革命、育人，在每一个时代转折处，都以笔为炬，以身为梯。

　　山风拂面，我仿佛听见老校长的声音，仍在耳畔低语：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那光，由一人孤守而始，经千万人追随而亮，终成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作者 杨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