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我参加浙江某种作文考试的阅卷，主题有关浙江的人和事。那是一个冗长的、昏昏欲睡的午后，一份字迹略觉潦草的考卷跳到我的电脑屏幕上，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往下看，认定是一篇非常差的作文。文章说的是，二十多年前，一个年轻男人去北方城市推销自己家里作坊的产品。他来到第一家客户，被赶出门，人家说，昨天不就跟你说过，我们不需要你的产品；他敲开第二家的门，又被赶走；于是，他又走向第三家……一天下来，他一无所获，晚上回招待所就着榨菜吃了块面包，就睡了，第二天再去敲响那些已经拒绝过他的无情的门。写出这种没有文采、不紧扣主题、重点模糊不清的流水账，写作者要么确实能力不逮，要么就是在糊弄差事。但是，当我看到最后一段的时候，就像被击中，身体猛地坐直，脑子一下子清醒，我知道，我遇见了最好的作文。最后一段说：“他就是我爸爸，他现在很有钱。”从写法上说，这个简洁、嘹亮的结尾把一篇芜杂、重复的文章带飞起来，一飞冲天，所有的芜杂、重复都在飞翔中变得灵动。从内容上讲，浙江的精气神不只是体现在那些声名赫赫的人物身上，更体现在一个个不管多苦、多难，都要给自己的家人攒下一份家业的普通的浙江人身上，就是这些普通的浙江人把“鸡毛飞上天”的神话变成了现实——你能从“他就是我爸爸，他现在很有钱”这句话中体会到作者的自豪和笃定吗？自豪、笃定的底气，就是爸爸会魔法，他让鸡毛真的飞上了天。
我不知道写这篇作文的考生来自浙江的什么地方，但我无端地觉得，他就是义乌人。这样联想的理由，除了是因为义乌人“鸡毛换糖”的典故实在深入人心，以至于我看到这个燕子衔泥一样的发家故事时，就本能地联想到义乌人，更是因为这个故事触发了我的童年记忆，童年记忆告诉我，他一定是义乌人。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经常看到两位沉默的义乌人挑着几匹布来到我所在的苏北小镇贩售。我不知道他们的布能不能卖出去，更不知x道这些布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利润，但我直觉到，为了几匹布不惜远走千里，背后该是多么令人起敬乃至起畏的坚韧啊，这样的坚韧当然会有收获——他们能把布卖到苏北，为什么不能卖到全世界？这样的人不发财，谁发财？就这样，在我和很多人的心里，义乌成了一个“点”，这个点带出了浙江一整个“面”；“带”又可以就是“代”，正是这个小小的点代表着一整个面，偌大的浙江都可以在这里寻找到自己的镜像，或者根源。其实，何止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中国实现了“鸡毛飞上天”的奇迹，而奇迹发生的原动力，不就是义乌人一样的再苦、再难也要活下去、活得好一些的韧劲？我们还可以想到，义乌人的坚韧是被“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绝对贫瘠所催生的，他们如果不够坚韧，就只能永世受穷，而四十多年前的中国人普遍贫苦，他们也是被贫苦激发出一腔战胜贫苦、让家人过上“非常甜”的日子的豪情。正是在此意义上，站在义乌的成龙可以和美国的里奇隔空合唱一首“We are the World”：这是义乌，更是中国跟世界的一次合唱。所以，义乌从来不只是义乌，更是我们理解中国、打开中国的一种方法。
“义乌八分钟”的开头，成龙接到一根从天而降的羽毛。羽毛是魔法，它把“鸡毛换糖”的担子倏地改换成“买卖全球”的大市场；更是“一地鸡毛”一样密布着的障碍、屈辱、苦难，以及一定要越过障碍、屈辱、苦难的坚韧。如此一来，我喜欢“一从崛起戚家军、抗倭中坚义乌兵”的昂扬，喜欢刘烨饰演的陈望道满眼欣喜、惊喜看着繁华的后世，喜欢人形机器人“金猴奋起千钧棒”，但是，我更喜欢的还是国际商贸城里，老板娘的手指在计算器上娴熟地跳跃，快递小哥用胶带转着圈给纸箱打包。我知道，按计算器、打包之类动作是枯燥的、消耗的，并没有多少美感可言。但是，就在日复一日地操作的过程中，人与工具之间了无隔障，此时的人是沉浸的、抒情的，他们的动作熟极而流，如此潇洒、如此美好，在他们的美好面前，我感觉出了自己的笨拙。更重要的是，就是这些重复的劳作创造出财富，当我们感动于日子“非常甜”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重复劳作的非常苦、非常累，非常苦、非常累从来就是“非常甜”的可靠的保证。
1980年，汪曾祺写出《异秉》。《异秉》中一整条街都在衰败，只有卖熏烧的王二在“走旺字”。王二“走旺字”靠的不是玄学，而是密不透风的劳作：王二一家起得非常早，备料，烧煮，推磨，不得一刻稍闲。到了傍晚时分，不管下雨下雪，他来到保全堂廊檐下出摊，拿了刀不停地切，“很少有歇一歇的时候”。一直忙到九点多钟，他才用热水擦一把脸，吃晚饭。在改革开放的开端处，汪曾祺塑造这么一个“走旺字”的人物，是对自己的童年经验的打捞、复现，更是一种建构和强调：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得像王二一样吃苦，吃苦就是王二，也是所有“走旺字”的人的“异秉”。到了鸡毛已经飞上天的现在，要想鸡毛一直飞，飞得越来越高，就必须依旧像那位父亲、那两个沉默的卖布人一样辛苦劳作。这样的辛劳是义乌人的“异秉”，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异秉”。钩沉出这样的“异秉”，是对经验的打捞、复现，同样也是一种建构和强调：越是“非常甜”，就越是要辛劳，是辛劳铺就一条通向越来越甜的日子的路。
（翟业军 作者系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